来访席女士，40岁左右，待业。个案来源为门诊心理治疗，目前共进行4个小节。
来访自述从初/高中开始随母亲到美国定居，当时母亲还与来访的父亲处在婚姻关系中，不久后离异，来访父亲独自回国。前年来访因精神分裂发作回国，与父亲居住。在美国时有工作，能够独立生活。
衣着整洁、朴素。皮肤比较黑，略粗糙；长头发梳马尾，表情木讷（谈话时会微笑），眼皮比较无力地耷拉着；坐着的时候整个人是“缩起来”的-所以第一次治疗结束后我一直有她不是很高的印象，但后来几次发现她应该挺高的。身材适中。
说话比较慢，语气常常有气无力。
来访在过去两年间曾有2次精神分裂症发作，第一次是两年前在美国，接受住院治疗1月左右；第二次是去年5月在国内，接受住院治疗1-2个月。其中第一次为首次发作（first episode）。目前来访自述服用奥氮平，具体剂量不详，病情较稳定。
来访自述最近与维持多年亲密关系的男友分手，情绪低落、提不起劲做事，抑郁情绪有晨重夜轻趋势。来访主要希望能够通过心理治疗改善动力不足、情绪问题，原话：“对生活更有热情、情绪好一点”。
来访自述16岁时随双亲前往美国定居，目前是美国国籍。16岁以前情况不详。在美国完成高中、大学学业后就业，从事过保险销售、外卖等工作。有一名谈了10年以上的男友，最近1-2个月分手，原因是来访觉得对方没有稳定工作、不求上进且缺乏社交。
来访2年前在美国首发精神分裂症，具体诱因不详，当时与前男友同居。发作后住院治疗，好转后出院，随后几天内订机票回中国。关于仓促回国的理由有两个版本：第一次告诉我说是想回国和父亲待一段时间，因为很久没见了；第二次说是住院时把租的房子退了，而妈妈和现任丈夫的房子很小住不下三个人，她没地方住，才回国的。
1年前发作的诱因同样不详，在我院住院接受治疗（未询问具体病区），来访认为当时体验很差，因为她不愿每天洗澡就被绑起来，并且认为这次经历给她的性格、情绪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恢复。
来访是独生子。双亲于十几年前离异，母亲随后再婚。母亲的职业是美国高中的中文助教，父亲职业不详，母亲的现任丈夫是美国大学教授。
来访和母亲的关系较紧密，预约治疗时母亲代接电话、代发消息、多次陪同来访前来治疗。来访付费用的是母亲的医保卡（因为母亲在中国有商业保险，来访没有）。预约心理治疗时来访正和母亲在外地旅游。
来访和父亲关系尚可，回国后与父亲同住较多，平时2人会一起出门散步、聊天。父亲似乎身体不好。 来访提到在国内和一个“表姐”同住，但是说和她只是“室友”，没什么交流。
来访自述以前都是和前男友倾诉自己的情绪。
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好友，是以前在美国时的室友，已经1年多没有联系了。在第三次治疗中来访主动提到希望给朋友打电话，于是布置了给这个朋友打电话的作业。第四次治疗来访说和她通过电话了，并且感到挺开心的。
来访提到在上海有一些好友，但是觉得她们也比较忙，线下见面压力有点大，所以暂时不考虑和她们恢复联系。
外表及言语见上。行动稍迟缓，未见明显异常；自述无法进行长时间剧烈运动，澄清后得知是母亲要求其每天跳1小时有氧操，来访能完成半小时。
长期情绪低落，近期（1-2个月）因和男友分手加剧，具体表现为社交退缩、动力减退。会谈中情感平淡，语气不会随话题的情感性质起伏（如提到自己之前住院时不好的经历，也并不显得伤心/激动）。
第2次精神分裂发作时出现过“家人要害自己”的观念，具体不详，目前未见思维内容、形式异常。
第1次精神分裂发作时听到有人说话，坚信是邻居弄出来的。目前未汇报幻听或其它幻觉。
自知力部分：来访认为自己的问题主要是之前住院时的糟糕体验、和前男友分手导致的抑郁情绪。 配合治疗师，治疗依从性高（可能有讨好的倾向）。
来访未汇报当下或既往消极观念或行为，未表现出或汇报伤害旁人的意图或行为。
个体治疗，8月27日第一次访谈，之后每周一次（周四），每次50分钟。地点为咨询楼3楼咨询室。
当前目标： “对生活更有热情、情绪好一点”。
第二次时与来访探讨治疗目标，来访先是说没什么具体目标，来咨询主要是想像“和朋友聊聊天”一样。 后来提到希望能够多运动；澄清具体怎么多运动，来访说是她妈妈会让她每天跳操，自己则不是特别有动力（实际上也会跳一会儿）。但是她愿意完成比较低强度的运动，比如出去散散步。我反馈：所以，这好像更像是你妈妈希望你做的事/你妈妈的目标？她认同这一点。但由于治疗接近尾声，我们未能就此展开讨论。这次治疗结束后我反思：或许不用急着去证明自己比来访更懂她和妈妈的关系，先顺着她的思路走试试看。
于是第三次治疗中我再次提到上次她说的治疗目标，她就告诉我了当前的目标。当此治疗我们就这个目标展开了具体化。
和来访电话预约时，她的电话被母亲拿去接了，告诉我她们在旅游，要一个月后才回来。由于门诊资源紧张，我回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先联系后面的来访了。然后她母亲就开始很焦虑地碎碎念，持续了大概几分钟也没有给出答案。后来我通过工作微信联系了她本人，比较强硬地询问是否能够下周开始，如果不可以就等她们回来后继续排。她回复我那就下周开始。
后来她母亲试图通过工作微信联系我，我没有回复。
来访和妈妈提前30分钟就在治疗室门口等待。会谈过程中，来访提到她以前在美国生活时，我感到十分震惊（内心），或许这与她的外表、整个人的氛围反差过于强烈。虽然她的语气很平静，并且客观来看谈话节奏很慢，但是我感到她常常会抛出一些“诱饵”：她在美国的生活、双亲离异、她的情感状态…如果追问的话，感觉可能会迷失在细节里。所以整节治疗下来，我感到很疲惫。
治疗结束后，她母亲在治疗室外拦下我，提出想与我单聊，我向她明确了治疗设置并提议如果她真的有紧迫的事告诉我，可以在下节治疗中抽15分钟给她，她又显得很为难的样子，说她下周不在上海…此时来访在旁边静静看着，好像小孩在听大人安排自己的事一样。
来访的母亲在首次访谈后就继续旅游去了，来访称这是自己第一次独自生活。我向她确认了很多遍，是从小到大第一次吗？她说，是的。来访认为独立生活比自己想象中的好，以为会孤单但实际上挺充实的。
第二次治疗中，我试图明确她首次精神分裂发作的诱因；她提到自己去住院前，幻听已经持续一年，于是我试图弄清楚刚开始出现幻听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一直没能问出答案。我只好旁敲侧击地了解她在美国的生活状况，她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钱就还过得去”，之后也多次提到“经济压力”。不过细问之下，发现她其实能够存起一部分钱，经济状况并不是很糟糕。
然后我就转变了方向开始探索治疗目标。
第三次治疗中明确了来访的治疗目标后，我将它具体化为”理想的一天“，并且与来访当前的生活状况作对比，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一节中发现的可改变之处有：
来访顺利完成了和朋友打打电话的“作业”，觉得挺开心的；散步则因为妈妈回来了被升级成了“去公园跳操”。
因为想更进一步探索每天可以进行一些什么能带来掌控感的活动，所以和来访一起列了每日活动清单（本来上周就计划了这项）；把活动进一步分成滋养型（愉悦/掌控）/消耗型和中性，发现有一些日常活动（如洗漱和洗澡）是消耗型的，剩下的大部分是滋养-愉悦型。
根据缺少掌控型活动的观察，布置了家庭作业：列5个掌控型和愉悦型活动。
本次治疗中，来访提到母亲又提出了想参与治疗。我询问来访的意见，在治疗开始时她说觉得没什么必要，我问来访觉得妈妈可能要说些什么，她说不清楚，可能是想问一些治疗相关的问题。我提议是否可以分一些时间给母亲，但实际上内心比较犹豫；来访同意，说可以分一半给她（我感到惊讶，因为我觉得分15分钟最多了）。
治疗临近结束时我又询问来访的意见，这次她觉得可以分一点时间给母亲，最后我们商定下一次治疗时分20分钟给她。
来访在第四次治疗中汇报和之前相比情绪/动力无明显改善；治疗师观察第2-4次治疗比首次治疗的状态更好，不排除是首次治疗时紧张导致的。
目前治疗还在早期，重点仍在关系建立方面；从来访的治疗依从性方面看，治疗联盟应该初步建立起来了。但是，来访对我的配合会让我想起她对母亲的顺从，对她来说我给她布置的作业和母亲让她跳操是一样的。这让我担忧她会勉强去完成一些活动。
回看来访在前几次治疗中尝试告诉我的：她觉得心理咨询就是像朋友一样聊聊天，我一直下意识忽视了这一点。她是否在尝试告诉我，她不想要我对她预设太高的“期待”？
来访目前似乎抗拒谈论过往发病时的经历、或者深入探索她和母亲的关系，我不知道这对之后的治疗来说意味着什么。将工作重心放在当前的生活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安全的屏障，将我和来访与那些模糊不清、令人恐慌的东西隔绝开。但是，以我当前的胜任力好像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